任明，男，四川遂宁射洪人。任明主任医师出生在一个诗书世家，祖父、外祖父均是一介贫儒，父亲亦饱通儒学，秉承家学渊源，他幼承庭训，诵习经史，奠定了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底。少时由于慈母多病，遍访名医，药石罔效，后竟为偶得之民间单方所愈，遂立志学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解贫厄之苦”。由于文革十年，直到弱冠之时方考入绵阳中医学校医士专业，始登歧黄之门。79年起分配到射洪中医院工作。81年到县卫校“中医经典著作提高班”学习，82年参加“四川省首届中医内科急症学习班”深造，83年至成都中医药大学函授大学学习深造，在此期间又参加了“全国医古文函授班”学习，获得了由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颁发的结业证书。通过近5年的系统理论深造，他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使自身业务能力更臻成熟。在勤学理论的同时，任师有幸跟随县内名医罗仲生、蒋恒如、谢湘泉、任达夫、任迪夫、白映淮诸先生学习，取诸家之长，尽得其传，并打破“文人相轻”的劣习，牢记“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训，利用外出学习、进修机会，虚心向前辈同行学习请教，博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家之术。后又幸得中医名家杨明筠、黄星垣教授指点，在临床经验、学术水平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恩师从医近40年，通过长期的实践及学习，不仅对于中医内科疑难危急疾病独有心悟、疗效显著，对于中医学理论更是领悟颇深，见解独到。

任师早年崇尚经典，中年以后治病用药力倡顾护脾胃之气，注意调节肾阴肾阳，疑难病症，沉疴痼疾，亦经任师从脾肾入手每获良效。并有学术论文数十篇分别在国内外杂志发表，影响甚广。

任师早年崇尚经典，中年以后力倡顾护脾胃、注意调节肾之阴阳的学术思想。临证特色则重点反映任师临床思路以辨证辨病相结合的特点，以及温肾益气法的临床运用等。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孙思邈《千金要方·大医精诚》

他早年受经典的影响极深，曾师从众多名老中医，博采众长。中年以后，加深经典著作及各家学说和现代医学的学习，古今医学，兼收并蓄，学术思想大为开阔。他强调要“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在辨证施治的基础上，发展为辨证和辨病相结合。他致力于医学研究，博取众长，不拘成见，既从中医中药中探索，又从现代医学中求新。经方、时方、单方、验方，莫不广为采用。临床时悉心体验，如陈士铎之“散偏汤”治疗偏头痛，从实践体会到川芎非３０克以上不为功，并经验总结川芎小剂量兴奋作用，大剂量抑制作用，白芍宜１５克以制川芎之辛燥，确是配合得当，历验不爽。治内耳性眩晕，取《金匮》泽泻汤（重用泽泻３０～６０克）合半夏白术天麻汤，疗效颇佳。对泌尿系感染的治疗，按中医辨证属于下焦湿热者，大都采取清热利湿之八正散。但效果往往不理想，若加以四味消毒散（银花、连翘、蒲公英、地丁）则效果大为显著，它既辨证清热利湿，又能辨病抗菌炎，从而使疗效提高。中年后期，临床所见以慢性病为多，以脾肾论治者大都有所收获，因而他钻研了脾肾学说。他认为“水为万物之源，土为万物之母，二脏安和，则一身皆治，二脏不和，则百病丛生”。所以治病用药，力倡顾护胃之气，注重调节肾之阴阳。一些疑难杂症，沉疴痼疾，每从脾肾入手而奏效。晚年则侧重于命门学说的研究，他认为调节命门的水火，对恢复机体阴阳协调更有裨益。并从实践中悟出哮喘一病，由于气逆，但与命门关系颇大。盖肺为气之主，脾为气之源，肾为气之根，而命门之水火，即十二经之化源，肺得命门而主治节，脾得命门而司运化，肾得命门而作强。故自制“咳喘丸”一方，以紫河车、紫石英、蛤蚧、补骨脂、巴戟、肉苁蓉温命门之阳，胡桃、五味子、枸杞滋命门之阴，人参补益脾肺，白术、陈皮健脾和中。用于治疗哮喘缓解期，疗效甚佳，痼疾可除。对一些疑难杂症，如老年性痴呆，病毒性脑炎后遗症，他都以命门学说进行辨证、立法、拟方，疗效皆有提高。

他历来主张做一个医务工作者，最重要是树立高尚的医德。他始终以唐代名医孙思邈为榜样，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从不以“名医”自居。《千金要方·大医精诚》曰：“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若有疾厄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护惜身命。如此，可为苍生大医。”这段古训，成为他行医处世的座右铭，而躬身力行。长期以来，他除上班外，其余时间不论白天夜晚，严寒酷暑，随时随地都有患者跟踪求诊，他总是来者不拒，一视同仁，满腔热情地为病人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