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明主任中医师出生在一个诗书世家，祖父、外祖父均是一介贫儒，父亲亦饱通儒学，秉承家学渊源，他幼承庭训，诵习经史，奠定了较深的传统文化根底。少时由于家母多病，遍访名医，药石罔效，后竟为偶得之民间单方所愈，遂立志学医，“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解贫厄之苦”。由于文革十年，直到弱冠之时方考入绵阳中医学校医士专业，由此始登仲景轩歧之门。79年起分配到射洪中医院工作。81年到县卫校“中医经典著作提高班”学习，82年参加“四川省首届中医内科急症学习班”深造，83年至成都中医药大学函授大学学习深造，在此期间又参加了“全国医古文函授班”学习，获得了由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教授颁发的结业证书。通过近5年的系统理论深造，他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使自身业务能力更臻成熟。在勤学理论的同时，恩师有幸跟随县内名医罗仲生、蒋恒如、谢湘泉、任达夫、任迪夫、白映淮诸先生学习，取诸家之长，尽得其传，并打破“文人相轻”的劣习，牢记“三人行必有我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古训，利用外出学习、进修机会，虚心向前辈同行学习请教，博采众家之长而成一家之术。后又幸得中医名家杨明筠、黄星垣教授指点，在临床经验、学术水平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门诊量激增至每天100余人。恩师从医近40年，通过长期的实践及学习，不仅对于中医内科疑难危急疾病独有心悟、疗效显著，对于中医学理论更是领悟颇深，见解独到。

任老认为研习轩歧之术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浩如烟海的中医经典著作；二是名老中医宝贵学识及丰富经验；三是民间单方、验方，从三者入手并狠下功夫方可登堂入室，一窥中医法门。

辨证论治与整体观是现代中医理论体系的两大理论核心，这两点在建国后的中医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沿袭至今。但纵观中医古代典籍，却很难找到明确提出辨证论治的书籍，虽然我们现在都把仲景的《伤寒论》作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先河，但《伤寒论》在六经病开篇就是“辨太阳病脉证并治”，而再观建立中医杂病辨证体系的《金匮要略》论病首篇也是“痉湿暍病篇”，由此可见仲景著作中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以辨病为主的中医诊疗体系。中医到底是应该以辨病论治还是辨证论治体系指导我们的实践成为摆在我们面前既深感困惑又让我们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

目前中医学界诊疗疾病普遍建立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之上，而辨证论治诊疗体系的优点在于能够从一系列纷繁芜杂的症状中总结提炼出疾病的本质，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原疾病的本质，在此基础上立法处方，其最大的优点有如下几点：如果辨证准确，能够直中要害；有现成的理法方药体系，适合学习者背诵记忆；特别适合目前中医教学需要。但我们也要看到其存在的不足：辨证论治所需的症候素材需要进行系统归纳，但是由于个人水平及认识的不同，可能导致获得这些原始素材之初就出现了明显的个体差异，甲医生认为是淡红舌薄白苔，而乙医生认为是鲜红色少苔，而这仅仅只是诸多素材之一，汇集起来很可能就会对整个辨证方向造成影响，这也就出现了100个医生、100种证型、100张处方的结果，或许这有点夸张，但是中医辨证的随机性与差异性是不可否认的；其次辨证的过程本身就十分繁琐，察色按脉，先别阴阳，寒热虚实，审症求因，这对于中医初学者而言无异于盲人摸象，中医成才之路缓慢，就是慢在辨证论治素材的提取与总结上，同样的疾病从寒论治可以治愈，从热论治也可以治愈，虽然是同病异治的体现，但是作为学习者而言，如何迅速掌握并领会吸收变得异常困难；虽然我们可以无视诋毁中医者的中伤与非议，但是我们自身必须首先明白，我们该如何看病。